中国医学家屠呦呦与其团队因发明有效对抗疟疾的青蒿素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这已经成为最近的一条重大新闻！
其实人类对于疟疾类传染病的防治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这位伟大的医生，就是因一本《病理学研究》著称于世的，而这部作品的诞生不仅标志着对抗流行病运动在19世纪取得了空前胜利，也意味着传染病学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回顾过去，对抗流行病的运动似乎在19世纪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医学而言，传染病起因的发现成为19世纪下半叶的独特印记。从那时起，“预防”成为医学最重要的任务。医生和政府当局以及青年的教育者合作，试图保护社会不受传染，健康不受威胁，并增强个人素质，以期人们能够应对环境中的不利变化。沿着这些方向发展，人们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成功。许多传染病消失了，还有一些变得相对罕见了。死亡率明显下降，平均寿命延长至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长度。多亏了一些医生，这些成就才成为可能。因此，我们现在要义不容辞地在这本书中学习这些医生的生平和活动。
雅各布·亨勒
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流行病就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其他的疾病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释为受寒、饮食不当等的结果；但瘟疫似乎是一场天灾，是上天发怒的结果，它像大火一样快速传播，同时波及无数人。人们在自然中寻找起因；在整个社会共同遭受的影响中，而不仅是在个人所受的影响中寻找起因——最主要地是在土壤和空气的成份以及在星体的影响中寻找。正如之前指出的，人们确实很容易想到精神上的起因，想到神明的怒气。早期，人类在瘟疫前感到无助，也确实束手无策。它突然开始，一段时间后又像到来时一样神秘地消失。人们试图通过燃烧大篝火来净化空气。人们害怕靠近沼泽，将沼泽里产生的气体（通常很难闻）看作是许多流行病的决定因素。尤其是疟疾，它被看作是“沼泽热”。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看法模糊地暗示，微小的生命有机体可能在此类疾病的起源中起到作用。公元前1世纪，瓦罗在其论著《论农业》中写道：“潮湿的地方生长着微小的生物，它们非常小，我们看不到。它们会通过口和鼻进入人体，并引发严重疾病。”
在东方，古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某些病变会通过接触在人类之间传播。如果有人触碰到不洁的人，他自己也会变得不洁。最肮脏的就是麻风病。任何因麻风病变得不洁的人都会成为社会弃儿。只要一靠近他，就有被传染的危险。在中世纪，当局为了控制麻风病的传播，按《利未记》（第十三、十四章）制定的原则行事。所以我们看到，“传染”的观念已经非常清晰了。中世纪的人们很清楚，瘟疫并不只是由环境引起的，它还通过个体之间的接触传播。此外，对东方瘟疫或黑死病的研究也让人们明白，除了直接接触外，疾病肯定还通过其他手段传播。在这种病和其他同类疾病中，传染似乎还通过中间物进行传播，这些物体是病人的或是病人接触过的；传染通过所谓的“传染体”进行，其字面意思是指能吸收传染原的可渗物；比如说，通过衣物。从这些想法可以得出，传染原必然是某种实物。一种“传染原”一定是从病人身上传播到健康人身上，有些是通过直接接触，还有些间接地通过传染原依附的物体。既然我们看不到这种传染物或病毒，那它肯定非常细微；说不定它细微到能通过空气传播。人们从这些论证中得出了实用的结论。对抗瘟疫的运动成为对抗传染原的运动，健康人必须远离传染原，必须消灭这些传染原。因此，病人被隔离起来；他们的衣物被焚烧；他们接触过的所有物品都被尽可能彻底地清洗。瘟疫时期点燃大篝火就是为了消灭空气中的传染原。我们发现，弗拉卡斯托罗在著作中清楚地表述了这些观点。
从前，传染原只是一种假想的物质；但是，传染原存在的假说却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在阻止流行病蔓延的具体尝试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研究者们正试图找出传染原的实质。他们越熟悉传染原，阻止其蔓延的措施就会越有效。17世纪，荷兰显微镜学家和博物学家列文虎克发现了肉眼无法看到的极其微小的生物。他是第一个看到纤毛虫的人；他还在自己的舌头碎屑中发现了细菌，也就是微小的杆状有机体。当时还没有任何理由让人们认为这些微小的有机体（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微生物）能引发疾病，但单是知道它们的存在就极其重要了。
17世纪末前，耶稣会教士阿塔纳休斯·基歇尔也将瘟疫病人的脓液和血液置于显微镜下观察，他看到里面（他是这样认为的）有小虫。因此，他认为，东方瘟疫的传染原是“活的传染原”；和瓦罗在公元前1世纪设想的一样，他还认为沼泽的发散物里肯定存在微小的生命有机体。我们现在知道基歇尔的观察是错误的，他自以为看到的“小虫”，其实是血球。健康人和病人体内都有血球。不过，多亏了他，活的传染原的观念才更坚定地确立下来。
这个问题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一直到科学仪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可供研究者使用后才被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活的传染原”的概念一直到19世纪才被正式确立下来。首先确立这个观念的人是雅各布·亨勒。
亨勒是约翰内斯·弥勒的第一批弟子之一，弥勒在波恩时，亨勒就曾在他手下做事。后来弥勒调到柏林，亨勒被任命为他的解剖员。当局怀疑亨勒是“学联”的成员，起诉他，判处六年徒刑，监禁于堡垒中；不过他后来得到赦免，并于1840年到苏黎世当解剖学教授。在那里，他接触到舍恩莱因；不过，舍恩莱因那年就从苏黎世调到柏林。1839年，舍恩莱因发表文章，宣布自己发现了黄癣的刺激起因。1840年，亨勒出版《病理学研究》，他在离开柏林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本书。它标志着传染病学说进入一个新阶段。
亨勒研究的出发点是对发酵的研究。法国自然科学家卡尼亚尔·德拉图尔已经证明，酒精发酵总是伴有酵母的存在；酵母是一种低级生物，通过出芽或者形成孢子繁殖。几年后，这些研究被施万充分证实。这些微小的生物能引发广泛的化学变化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观察者还发现，这些微生物在分解有机体时大量繁殖。以前，酵母只被当作晶体酶，现在它被看作是真菌，是活的有机体。那么，将这种酵素的作用方式与假设的活的传染原的作用方式进行比较是多么自然的事啊！由此推测，传播流行病的病毒肯定也和酵母一样，是由活的有机物构成的。
亨勒的研究就是从这点出发的。他在《病理学研究》的第一部分里就讨论了“关于瘴气、传染原和由瘴气及传染引发的疾病”。他用“瘴气”一词表示侵入人体、引发疾病的传染物。瘴气就是流行病或地方性传染病的病毒。由其引发的疾病原型就是疟疾，它并不是通过人体之间的直接传染进行传播，而是只由环境影响引起。“传染原”与“瘴气”相对，是病人传播给他人的传染物。此类传染病的典型例子是梅毒，它并不是由环境影响引发的，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染患上的。其他大部分“传染性疾病”都被认为是由瘴气和传染引发的，也就是说，这些病有时是通过个体之间的传染患上的，有时是由环境影响引发的。但是，如果瘴气和传染原能引发同一种疾病，那它们肯定是相同的。这是亨勒的第一个推论。那么，这种感染性病毒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很明显，它肯定是由一种物质构成的，这种物质虽然引入时数量很少，却能引发大量的生物变化；这种物质肯定能在病人体内生长、繁殖，而且（很明显）能通过吸收异物进行增殖。不过，只有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活的有机体，才会以这种方式运转。由此推断，传染原肯定是活的传染原，这是不容置疑的。流行病的感染性病毒肯定是由生物构成的，这种生物类似于酵母，与巴锡和舍恩莱因发现的微小真菌也十分相似。
亨勒的推论很有说服力。他的书是一部天才之作，但是却没有得到什么认可。失败的原因十分明显。不管作者的推理多么有说服力，他都无法通过实际观察证明他自己设想的生物确实存在。人们能在显微镜下看到酵母菌，也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但他们厌倦了推测。亨勒的活的传染原的理论毕竟只是一个推测。
上述的病理学研究只是亨勒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主要是一位解剖学家，在解剖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工作。他发现了上皮组织，创立了组织学这门关于组织细微结构的科学。他写了《解剖学总论》和《系统解剖学》两本书，书中的插图吸引了广泛的注意。亨勒还在苏黎世当教授时写了《理性病理学手册》，并创立了《理性医学杂志》。与图宾根和柏林的研究者们一样，他想要创立一门科学的病理学。这些团体都有各自的期刊，彼此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不过，从根本上说，他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1844年，亨勒应召到海德堡。1852年，他移居哥廷根，在那里待了三十多年，直至去世，其间他忙于教书和研究，工作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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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本篇文章《人类如何战胜传染病：医学的进步》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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