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巨头的崛起对商界的竞争局面和合理格局均构成威胁。

　　本文为网易科技旗下“精读”栏目作品，“精读”关注全球前沿科技报告。

　　关键属性

　　成功要素

　　超级明星企业需要一系列的特质

　　通用电气是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著名银行家JP摩根（J.P. Morgan）合作的产物，成为了20世纪早期最伟大的超级明星企业。时隔经年，爱迪生的发明专利早已经过期，电气产品在大众中已经普及，但通用电气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成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建立以来存续至今的唯一公司。其雇员总数33万，遍布180个国家，其实质4930亿美元，2015年营收达到1170亿美元。在其他科技类公司黯然褪色的同时，通用电气却焕发出生机，这是因为其完全掌握了管理的艺术。通用电气的口号是“梦想启动未来”，同样也可以说“管理指引工作”。

　　每一家超级明星公司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一个超级巨星。

　　一个伟大的公司往往会有适合自己和客群的独特文化以及传统，但又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是珍视人才。公司能够长期存续的唯一方式就招募到合适的人才，使其成为企业的忠诚战士。通用电气每年在培训上开支数十亿美元。2003年到2011年的40位通用电气副总裁都成为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如同电气领域的通用电气如出一辙，专注于信息领域的谷歌也同样痴迷于培训。

　　对于超级明星公司来说，其都倾向于选择那些当之无愧的精英。通用电气总是喜欢快速跟踪那些最有前途的员工，联合利华喜欢将那些表现出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员工列成名单。谷歌人力资源负责人拉斯洛·博克（Laszlo Bock）指出，顶尖工程师的“价值是普通工程师ide300倍。”明星公司总是会在这类员工的职业生涯中对其保持高关注度。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认为自己最为人称道的在于其详细了解其公司高层的600位员工，包括其家庭情况以及个人野心。联合利华则是将这些员工不断在部门之间调动，以挖掘其潜能。而宝洁则在人才培养中实行其“加速经验”以及“坩埚角色”理念。

　　而关于超级明星公司的第二个共同点在于都痴迷于对核心技能的投资。为爱迪生第一个电灯泡生产玻璃的公司康宁，通过生产瓶子和窗户玻璃起家。而现在，其为世界上大多数电子设备提供玻璃屏幕，而其生产的光纤遍布全球。其研发的“大猩猩”玻璃抗跌抗碎性强，不仅用于苹果手机，也开始用于汽车设备。下一步，其将开始推出可以覆盖整面墙壁的屏显玻璃，或是可以随意卷曲的柔性玻璃。康宁位于纽约的研发中心可以媲美一个大学校园，其顶尖科学家在学术上均有着顶尖的造诣，不断出版学术论文，不断开创新的突破。

　　这种对技术的痴迷同样可以在其他成功的高科技公司中找到。亚马逊为建立其网上商城帝国牺牲了数年的分红。而现在，其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云服务的研发中。谷歌正在将其从搜索引擎中获取用于研发各种前沿技术。汽车制造商宝马也在投资碳纤维等新材料的研发，同时大力开发停车辅助系统。

　　在这个世界上，专注于长期战略总是非常困难。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其要受限于每季财报。但事实证明，超级明星公司在应对短期压力方面都有着能够主导方向的领导人。根据一项调查，在2010年1月到2012年3月之间上市的高科技公司中，超过十分之一都采用双重股权结构，赋予其创始人额外的表决权。Facebook以及谷歌都明确表示之所以采用这种双重股权架构，是为了坚持其长期发展目标。对于新兴国家的公司来说，相比于短期收益，其更重视长期发展目标。对于最理想的公司来说，其已经修炼出强大的技能，达到管理资本市场以及坚持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

　　但是永远不要指望投资者会有耐心，他们需要有一种机制告诉其何时投资会血本无归。对于上市公司来所，保持长期发展和短期收益的平衡是其成功成为超级明星公司的第一步。

　　这些超级明星公司也总会为自己定下各种目标。可口可乐并不只是希望销售饮料，其希望能够将每一罐饮料方便地送至全球每一个人手中。而一旦其达到了这个目标，又会去追求新的目标。谷歌的视野也在不断扩大，从组织全球信息发展到利用这些信息来重塑整个交通行业。亚马逊，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而现在希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居卖场。

　　同时，这些超级明星公司对细节的关注永无止境。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was）入主苹果时，他苦苦思索关于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小至其苹果零售店厕所标志的颜色。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长期坚持视察其遍布全球的每一家店铺，直到80岁的高龄。对于超级明星公司来说，其总是善于在公司战略和日常运营方面建立起关联，譬如迪斯尼完全投身于如何保持身心健康。

　　伟大的公司总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敌视从众思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提醒公司总裁应当善于发现并培养那些对风险有独到见解的“预言家”，这些人往往存在于中层管理人员中间，对市场风险有着敏锐的嗅觉，因为其相比于高管其接触外界的时间更多。而通用电气则坚持雄心大志的高管策略，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培训的工程师。

　　此外，这些公司还会定期对其投资进行重新评估，以适应市场变化。麦肯锡调查了1600多家公司，看其每年重新分配资本的敏锐性。通过研究，麦肯锡发现公司调整资本的积极意愿与股东回报之间成正比关系。

　　如何保持轻装上阵

　　尽管超级明星公司体量庞大，但这些公司都尽其所能保持灵活。他们都在与官僚机构不断膨胀、不必要的复杂性以及冗长会议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往往会将公司设在技术热点地区，以吸纳更多新的想法和活力。2014年制药公司辉瑞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附近增设了一个1000人的研发中心。苹果和英特尔都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创新中心成立研发实验室。每一家汽车制造商在硅谷都设有办事处。这些公司还倾向于同初创公司保持密切关系。2012年通用电气推出孵化器通用车库为，初创公司在3D打印以及激光切割机制造等领域提供专家和研发设备。

　　此外，成功的大公司也坚持在全球规模化和本地化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成为“扎根本地的全球主义者”。韩国电子设备制造商LG总是根据市场定位其产品，譬如销往印度的微波炉有一个自动制作孟加拉咖喱鱼的按钮选项。美国食品制造商卡夫针对中国市场重新开发了奥利奥饼干，针对中国用户的口味采用少糖添加并引入绿茶口味。

　　这些公司也明白，他们需要为了生存而不断改变。诸如谷歌以及Facebook已经将业务拓展至多个领域。他们甚至会在对手行动之前，自行改变自己的核心业务。通过推出消息应用微信，腾讯重塑了自己的整个媒体业务。用户可以通过微信预定出租车、点餐等服务。而通用电气也是一个开拓者。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掌舵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认为公司应当包揽全球的前三大业务。而现在的通用电气总裁杰夫·伊梅尔特也是如此，其在不断重塑公司以适应数字时代。在他的带领下，通用电气出售的家电业务、收购了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在物联网上投入巨资。同时还将公司总部搬迁至波士顿，更接近于高科技的核心。

　　感谢这些改变，即便是最经典的公司也在逐步资产重量级以及雇员轻量化。1962年的埃克森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雇员数量达到15万名，而今天已经下降至一半左右。而对于科技公司的新形式来说，其更能雇佣尽可能少的员工。

　　但对于这些超级明星公司来说，无论是老是新，有人前的特质，但也有台后的暗黑。

　　暗黑艺术

　　超级明星公司擅长避税

　　从本质上讲，公司之间是需要竞争的。而在大多数时候，这种竞争也是受到欢迎的。可是在这些公司的本能竞争中，有时候会以不受欢迎的方式进行。这种竞争最典型的例证有两种，第一就是尽可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更少纳税，第二则是游说政府或其他机构以获得战胜对手的竞争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所有公司都在这样做，只是力度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在执行这些“黑暗艺术”，并将它们推向主流的过程中，超级明星公司更擅长做这些事情，且会比其他公司做得更好。

　　这不禁令人产生三大担忧：第一，这些公司在“黑暗艺术”竞争过程中会变得更加庞大，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占据更大优势，就像它们经营自己的生意那样。第二，超级明星公司可能将这些“黑暗艺术”与其他技能相结合，从而形成无以伦比的优势，帮助它们成长为垄断力量。第三，随着企业发展日益成熟，超级明星公司可能越来越依赖“黑暗艺术”。

　　为了减少纳税，跨国公司经常使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伎俩。它们会创建控股公司，并确保它们的公司资产处于低税率范围。此后，这些控股公司又会将子公司资产控制在低税率水平，从而建立起级联式所有和控制模式。自从2000年以来，通过这类“避税天堂”流向最终目的地的资金急剧增加，目前已经占“外国直接投资”的30%。

　　2012年，英属维京群岛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地，资金流入高达720亿美元。而经济总量超过维京群岛3000倍的英国，资金流入仅为460亿美元。荷兰与卢森堡也在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还有更多类似地域。

　　究其本质而言，超级明星公司在缴税和接受监管方面做得更好。这有2大原因，第一是因为它们的规模普遍比较大，第二则是它们可以雇得起最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顾问。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显示，世界上10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每家公司平均拥有20家控股公司，这些公司之间拥有复杂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交叉现象。超过40%的外国子公司拥有多重国家身份，因为它们被不同的国家所拥有。新的高科技跨国公司的所有权架构往往特别复杂，远超拥有百年历史的非高科技公司。

　　左 在全球100家顶级跨国公司中，外国资产占其总资产百分比。右：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其他加勒比地区投资资金流入情况。

　　这类公司在利用税法差异方面，已经发现两种非常成功的方法。第一是转让定价 (Transfer Pricing)，即关联企业之间在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比如品牌、知识产权或企业服务）时制定更低的价格。在跨国经济活动中，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转让定价已成为常见的避税方式。与拥有物理资产的公司相比，越依赖知识产权赚钱的公司，它们转移收益越容易。

　　欧盟委员会近来宣称，苹果公司已经与爱尔兰达成协议，允许其将美国之外的营收和利润通过特殊企业实体转移，10年间为其节省了130亿欧元税款。在2007年到2009年间，谷歌也通过爱尔兰和荷兰向百慕大群岛转移利润的方式，将其在美国之外利润的有效税率降至2.4%的较低水平。

　　第二种方法名为“税负反转”(inversion)，即通过购买外国公司，将公司总部转移到企业税率较低的国家。以美国领先的制药巨头辉瑞为例，该公司曾斥资1600亿美元收购Allergan，希望通过将总部迁到爱尔兰的方式实现“税负反转”，以节省高额税款。但是最终迫于政治压力，该公司总部重新搬回了美国。

　　在华盛顿有朋友很重要

　　超级明星公司也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游说。在美国，游说行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公司以及企业协会如今已经成为美国最大游说者，占游说行业总开支的70%以上。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希望通过游说让它们的声音更先被听到。

　　美国智囊机构New America的资深学者李·杜特曼（Lee Drutman）指出，过去20年间，游说行业有了巨大增长，超过37700个利益团体活跃在这个领域中，但是只有少数几个组织似乎控制着话语权，它们花费更多资金维持着自己的优势。在1998年，100家大公司的最低游说开支为240万美元。而到2012年，这笔开支已经增至440万美元。

　　超级明星公司通常会在国会山中保持12个以上经过正规注册的全职说客，而必要时候还可利用数十家游说公司。这让它们可对立法者保持持续压力，以推进它们支持的议程。在突发危机事件中，这些公司还会额外雇佣更多说客。

　　在发出声音方面，科技巨头做得特别成功。它们最初不愿意玩游说游戏，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就是否在软件市场存在滥用支配地位行为，微软与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了漫长的法律大战，直到2001年才有了最终结果。这让整个科技行业都意识到：在华盛顿有朋友很重要。

　　自从那以来，科技公司成为美国最殷勤的游说者、华盛顿“圈内人”最热情的雇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前新闻秘书杰伊·卡纳（Jay Carney）现在为电商巨头亚马逊效力，奥巴马的前竞选经理戴维·普罗夫（David Plouffe）则加盟了打车应用Uber。

　　随着联邦政府权利正延伸到经济以外的敏感领域，比如医疗和金融服务等部门，投资游说往往能比过去获得更大好处。说客们可以通过影响辩论方向赚取收入。举例来说，2003年制药行业成功推动了美国修订老年人医疗健康保险计划。老年人可以获得新的处方药，但是没有任何措施控制测试或批量购买的利润成本。布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估计，这项举措可在10年间为制药商带来2420亿美元利润，而当年游说通过这部法案的成本仅为1.3亿美元。

　　美国政府也已经形成了“开放式立法”的习惯，比如据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Act)。通过帮忙起草立法（比如弗兰克所为）或游说国会通过立法，说客们再次赚得盆满钵满。

　　超级明星公司正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过去，它们大多数努力于阻止关税增长或可能伤害它们的监管规则发生改变。如今，它们正试图通过游说增加利润和塑造未来市场。在新书《美国的生意是游说》（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Lobbying）中，New America的杜特曼认为，公司正越来越多利用说客设置辩论条件，这主要通过资助华盛顿无数的说客完成，他们向政治家和官员施压，以确保立法有利于它们。

　　在欧盟中，同样的模式也在重复上演。非营利组织“欧洲企业天文台”估计，布鲁塞尔至少有3万名说客，数量几乎与欧盟委员会职员总数相当。而这些官方说客只是试图影响欧洲立法和监管的庞大人群的一小部分。

　　超级明星公司正雇佣最好的说客和交好最杰出的政治家。今年7月份，卸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加盟美国投行高盛，取代欧盟前贸易专员彼得·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成为其国际部门的非执行主席。巴罗佐的任命引发广泛抗议，因为如此高调的招募不仅可帮助大公司获得有关过去决策的关键信息，也会影响到退休后想要进入大公司董事会的现任政治家的态度。

　　进化之门

　　超级明星公司也特别擅长于打入消费者内部，帮助他们形成习惯。自从19世纪90年代大众广告诞生以来，大公司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可是如今的超级明星公司正利用现代科学像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领域推送广告，这不禁引发许多伦理道德问题。

　　许多新兴科技巨头都以广告业务为主，它们需要说服消费者自愿暴露个人信息，并同意将它们出售给这些公司的客户。实际上，这些互联网服务并非真是免费的。用户在登录个人电脑时，需要间接允许这些公司通过Cookie数据收集他们的网络行为。

　　专业的数据挖掘者会利用这些信息建立详细的图表，比如人们过去买过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购买什么等。此外，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吸引人们关注将来可能购买的产品。据此，他们将能够越来越精确地预测用户行为。举例来说，与人们心情愉悦时相比，当我们感到抑郁沮丧时，通常会在网上发布更忧郁的图片。

　　基于这样的发现，科技公司会发布大量相关科技产品，帮助人们形成习惯。典型的用户通常每天至少查看智能手机150次以上，这主要是因为许多科技产品都是交互式的。在名为《成瘾：如何开发能培育用户习惯的产品》( Hooked: 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书中，尼尔·伊雅尔（Nir Eyal）指出，类似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服务，都在不断根据用户的输入和来自朋友的评论进行调整。

　　互联网企业家冥思苦想，希望用户对他们的产品上瘾，并为他们提供无穷无尽的反馈，帮助他们始终吸引用户。帮助用户形成习惯的产品可帮助公司将设备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中，让用户投入更多资金和信息。

　　现在，这种普遍影响正逐渐延伸到经济领域的新部门。谷歌正利用其掌握的信息研发交互式“智能住宅”，它可以远程操控。不久的将来，谷歌将可为人们提示冰箱中可放入哪些东西、在哪些杂货店可补充到最好的日常用品等。与此同时，亚马逊也在利用信息和物流优势大肆扩张其零售帝国。苹果和其他公司正尝试在消费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预测消费者的需求，然后通过协调应用开发商网络确保他们的设备能够完全加载这些应用。

　　这已经创造出一种非凡的情况。科技公司已经说服他们的消费者将设备随身装在口袋中，以便不断推动他们前往某个方向。7年前，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在其畅销书《隐藏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中，透露了许多广告商复杂的心理技巧，这些技巧被用于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如今数以十亿计的人们自愿随身携带私人“隐藏说服者”，它们允许全球科技巨头监视人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们的选择。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说过：“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知道你去过哪里。我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知道你在想什么。”

　　微妙平衡

　　超级明星公司受到敌视

　　但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对大公司感到失望，这也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宣称，美国历史正进入30年周期循环中，而每个新的周期都是对前一个周期的过激响应。比如1900年左右结束的放任“镀金时代”催生了进步时代，政府开始介入监管商业，并建立了社会安全网。20世纪30年代，美国又进入懒散放任的“咆哮年代”，这促使罗斯福新政诞生，并进入重商的艾斯豪威尔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之后，迎来了放纵的“里根时代”。施莱辛格的30年周期理论似乎也有说不通的地方，比如“咆哮时代”，卡尔文·库利奇总统（Calvin Coolidge）宣布“美国的生意是商业”，从而打断了长期强调政府职能与权力的进步历程。

　　长期重商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并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担任总统的20世纪90年代得以继续发展。然而，当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激烈反对美国商业中两大最宝贵政策，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7月份接受总统提名时警告称：“我不会让美国公司搬到其他国家，也不会放任它们解雇职员。”

　　而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严厉谴责大公司利用它们的权力提高价格、限制消费者的选择、降低工人薪酬以及抑制初创企业和小企业的竞争等。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对美国企业持积极看法的民众从1999年的73%降至今天的40%。盖洛普民调又发现，民众对大公司的看法似乎没有太大波动，70%美国民众依然相信经济依然被特权利益团体操纵。

　　在全球富裕国家，这种对企业日益敌视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英国6月份决定退出欧盟，部分原因就是受到民众对大公司的强烈不满所驱动，大公司曾游说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许多欧洲民众越来越对长期坚持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产生怀疑。

　　这种对大公司的敌视态度已经影响到决策者。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机构表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他们已经取得39次反并购案的胜利，即法庭阻止交易或因政府反对而放弃并购。而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获胜次数仅为16次。这些胜利包括阻止康卡斯特收购时代华纳、Halliburton计划收购Baker Hughes等。

　　欧盟也对谷歌等科技巨头也采取连续性的强硬措施，比如要求苹果补缴在欧洲漏缴的数十亿美元税款，允许欧洲新闻出版商向谷歌等国际平台展示报道文章时收费等。英国新任首相特丽萨·梅（Theresa May）已经表示，她支持削减CEO薪酬，提高工人薪资。世界各国政府也在开始协调，共同打击“避税天堂”。

　　大公司联合的危险

　　这份提别报道也展示了大公司联合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创业时代”为新的“社团主义时代”铺平了道路。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美国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这种模式特别明显。大公司变得越来越庞大，根系也越扎越深。在科技产业中，少数公司在20年间成长为庞然大物，现在正竭尽全力保证自己处于产业链顶端，包括吸收人才、购买专利、投资于研发等。与此同时，小企业的创办速度处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

　　大公司的联合令人堪忧，这有很多原因。强势的公司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它们的利润异常高，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也会更高。美国上市公司中，5名高管薪酬占企业收入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5%增至2013年的15%以上，尽管研究显示CEO薪酬与其表现呈现负面关系。

　　这类公司也会引发政治问题，因为权力会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公司越“根深蒂固”，与政府的关系可能越不健康。他们可能雇佣大量说客，甚至吸收更多前政治家加入董事会。科技公司还引发新的担忧，它们累积了有关普通人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

　　但是大量的反商业情绪也正受到仇外心理、保护主义以及愤恨驱动。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比恩（Jeremy Corbyn）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企业。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法国勒庞(Marine Le Pen)等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不喜欢外国大公司。欧盟针对美国科技巨头被视为保护主义。

　　美国民众对大公司信任度统计

　　随着对大公司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有三件事需要注意。第一，当前处于资本主义核心的超级明星公司多属于进步力量。苹果的iPhone和iPad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必不可少的工具，因为它们是便携式技术的奇迹。而为了颠覆许多行业，科技巨头们正改变的更好。Uber提供的服务优于传统出租车公司，正迫使后者做出改进。Airbnb提供酒店的廉价、便捷服务。有些高科技公司正努力帮助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比如亚马逊和Uber。其他公司甚至提供免费服务，比如谷歌和Twitter。

　　麦肯锡公司统计显示，仅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就可享受价值大约2800亿美元的“免费服务”，比如在网上搜索或指向等。此前，这些服务需要花费消费者大量时间和金钱。达斯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维杰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指出，大公司可以帮助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小公司来说太大，而对于政府来说又过于复杂。

　　大公司拥有充足资金进行长期投资，跨国运营可帮助其更灵活地调配资源，卓越的管理技能也能帮助其履行承诺。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专长，为穷人分配资源，或教授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如何去做。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庞大规模和管理经验协调不同的资源、向全世界传播最好的技术以及扩展最好的创意。

　　过犹不及

　　第二，政府干预很容易起到反作用。欧盟对苹果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的强硬态度，已经促使世界两个最大贸易集团陷入贸易战边缘，这部分原因是欧盟的言辞过于激烈，还因为其举措受到质疑，比如试图强迫苹果补缴税款等。

　　监管的宗旨应该是促进竞争，然而现在却起到相反作用，正在通过提高进入门槛保护大公司、扼杀小公司。

　　监管是为了防止公司变得太有钱，这有时候会导致它们懈怠，不再长期投资于研发。决策者需要寻找平衡，既要支持消费者渴望的竞争，又要关注企业从投资中获得回报的合理渴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企业集中既是成功的原因，也是成功的结果。成功的公司领先于竞争对手，以便享受临时垄断获得的优势。他们投资于那些能够获得超级利润的临时垄断机遇，同时投入更多研发资源以保持领先优势。正如他所说：“在很大程度上，大公司创造了它们能够利用的东西。如果剥夺它们利用自己创造的东西的权力，这会促使它们放弃投资。”

　　当CEO薪酬低于平均值时，美国股东回报率

　　第三，创业精神的衰退往往是政府糟糕决策的错误，而非大公司的失误。在欧盟提议建立的单一市场中，服务正被国家监管机构所扼杀。即使在提倡自由的美国，监管机构也在悄然变得更加突出。

　　比如，需要许可证上岗的就业岗位比例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5%增至今天的25%以上，包括头发编织以及室内设计等。想要医疗保险公司报销的医生必须填写拥有14万个编码类别的表格，包括23种与航天器相关伤势的不同编码。解雇体重不合适的员工可能引发诉讼案等。

　　未来几年，政府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处理有关企业集中的合法担忧，同时又不会激发反商业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可能影响到经济的整体繁荣。决策者们需要变得更加警惕。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市场开始对外开放，反垄断机构获得质疑企业的权力，可是现在面对如此多的企业集中现状时，它们需要反思。

　　总而言之，在基于信息和网络而非出售产品的世界，决策者需要调整反垄断政策。直到现在，Uber等新兴科技公司依然在监管机构行动之前展开运营，并迅速建立起忠诚的用户群体，然后大胆挑战监管机构。反垄断机构需要开始制定议程，以防数字公司利用网络影响排挤潜在竞争对手，或通过发明新的方法重新包装其他人的内容以便提取租金。

　　但是，监管机构也必须保持警惕，不要制定过激规则，反垄断政策的核心是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率，而非解决不平等之类的问题。

　　决策者还需要对超级明星公司的“黑暗艺术”采取更强硬态度，比如逃税行为。这些公司已经获得相当惊人的回报，因此它们没必要制定花哨的逃税计划，这些计划会破坏公众眼中税收系统的合法性。但是任何处罚公司的举动都需要多边协商，以免引发潜在贸易战。过度强调政府职能就像公司权力过大那样，同样会引发问题。

　　这篇特别报道始于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堪萨斯演讲，当时他对大公司的邪恶行为予以抨击。如今，世界诞生了更多权势滔天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正开始引发激烈抵制，进而威胁到全球经济成功。决策者必须努力促进各类竞争，以便世界上能够始终存在超级明星企业，同时会继续诞生这样的企业。

　　网易科技编译团队：陈思、晗冰、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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