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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要方针

　　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向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提供三方面公共产品

　　“超级显微镜”的威力

　　泛媒介时代的直播怪象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警惕五种类型的“带病”官员

　　“看脸”的时代来了

　　面对“灰犀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方针，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盼。“两创”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针，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方针。

　　从“双百”“二为”到“两创”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着眼于解决时代课题，我们党都提出了纲领性的文化方略，作为指导、引领、推动、规范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针。“双百”“二为”和“两创”就是这种具有时代标志的成果，有如三座耀眼的文化灯塔。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强调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精神文化局面，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科学阐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宗旨、任务和根本目标，指明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两创”方针，科学回答了文化建设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传承什么、怎样传承、谁来传承等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责任、路径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两创”方针一经提出，就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认同，发挥着重大引领作用。

　　坚定文化自信：“两创”方针的前提

　　“两创”方针昭示了强烈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和独特标识。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自内心地认同，保持对中华民族文化理想、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而这正是坚持和贯彻“两创”方针的前提所在。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之所以更基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其道路选择、理论建构、制度创立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

　　之所以更广泛，是因为中华文化内容广博、包罗万象，影响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涵盖包括道路、理论和制度在内的所有领域；

　　之所以更深厚，是因为文化内涵最深邃、意蕴最厚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深深扎根于中华儿女心中，蕴含着穿越时空的价值，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一言以蔽之，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源于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推动创新发展：“两创”方针的要义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义是创造和创新。应根据现实发展需要，运用赋予新意、改造形式、增补充实、拓宽延展、规范完善等方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进而实现古为今用、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坚持“两创”方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键是找对路径和方法。

　　创新发展需要从外来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而决不能固步自封、闭目塞听。

　　建设文化强国：“两创”方针的目标

　　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党对全面小康社会精神价值的深刻把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规定，也是综合国力竞争在软实力方面的必然要求。“两创”方针正是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战略指引。

　　层出不穷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是一个文化强国创造力的生动体现。

　　文化软实力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文明素养、行为方式、审美趣味，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作者李军，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

　　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向

　　历史虚无主义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一种有害思潮。它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范式转换”等旗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以支流代替主流，进而歪曲历史、消解革命、否定崇高。 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绝不是什么学术之争和理论之辩，而是意识形态之争和政治斗争。

　　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在互联网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传播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为：

　　一是传播手段网络化。一些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客户端以及视频网站等，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观点的渠道。

　　二是传播内容碎片化。当下，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不敢通过长篇大论来系统宣传其错误观点，而是通过发布哗众取宠的所谓“解密”网文、“内幕”视频等，或对某个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或为某个反动历史人物翻案，或无中生有地伪造历史事件，碎片化地推销他们的错误观点。

　　三是传播受众低龄化。广大青少年对网络的依赖性强，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阶段，辨别是非的能力相对欠缺，日益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和感染的主要对象。

　　四是思想观点隐蔽化。历史虚无主义通过迎合大众猎奇心理的“戏说历史”“独家秘史”等娱乐化方式，采取迂回隐蔽的策略兜售其错误观点，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隐蔽性。

　　五是理论外衣新潮化。历史虚无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等相结合，不断为自己披上新的理论外衣，欺骗性更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传播上的这些新动向，增强了其渗透性和腐蚀性，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更大的迷惑性，也加大了对其进行防范的难度。

　　（作者李泽泉，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9月5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三方面公共产品

　　物质性公共产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平均三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来自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社会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合作倡议。

　　制度性公共产品。中国发起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设计贡献。

观念性公共产品。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推动建立文明秩序，超越民族国家视角，树立人类整体观。“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式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决议，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脚。

（作者王义桅，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09月04日）

　　“超级显微镜”的威力

　　1998年6月，德国一辆城际快车意外出轨，导致101名乘客死亡。调查发现，悲剧的元凶竟然是老化的车轮内部形成的裂纹。其实，无论是高铁的轮轨，还是飞机的涡轮、机翼，都存在着应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飞机、高铁等大型装备的安全和寿命。把它研究清楚，成为从根本上避免类似灾难发生的关键。

　　科学家们发现，一种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可以帮助他们“捕捉”到大型部件中的应力，这就是散裂中子源。日前，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了中子束流，标志着这一大科学装置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家再也无须借助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散裂中子源装置进行研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散裂中子源这一“超级显微镜”的国家。在9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仍难掩激动：“首次获得中子束流的目标原定于今年秋天，如今提前实现，且调试进度大大超过国际上其他散裂中子源调试过程，这样的结果令人振奋。”

　　（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09月04日）

　　泛媒介时代的直播怪象

　　泛媒介时代，相当多的年轻人乐于做直播、看直播，唱歌、游戏、逛街、撸串等各种内容的直播无以计数，异常火爆。这种“火”有一定的时代性，但也存在边界不清的问题。

　　一者，直播的法律和道德边界尚未明确。“全民直播”近一两年才兴起，迅猛发展背后，也一度藏污纳垢、良莠不齐。为了吸粉、赚钱，“老虎”“馒头”“蜜直播”等直播平台相继涉黄，更多主播靠发嗲索要礼物……要说这样的直播是“正业”，不论乡土社会还是城市文明恐怕都不会接受。

　　二者，直播的价值边界也需要明晰。直播的社会价值在哪里都是不容回避的深层次问题。时下有些直播满足的是公众的知情权、精神文化需求，或是学习新知识的渴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播不具备任何功能。它忸怩作态、插科打诨、游戏人生，更多的是一种猎奇或者漫无目的的消遣，是一个空洞的、苍白的存在，是对做直播和看直播者时间的一种巨大浪费。少了社会价值这个“灵魂”，它又如何能够算得上是一个正规职业，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呢？

　　运行得好，直播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甚至成为一个职业。很多新兴行业、职业都是从不被理解转而获得公众认可的。但也有很多新兴业态昙花一现，最终被时间过滤，消失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里。网络直播要从一个“社会现象”变成一个“正规职业”，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对价值边界不断厘清的过程：在社会价值上竭尽所能做加法，在削除“娱乐至死”的劣根性上，大刀阔斧做减法。

　　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忧心地写道：“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直播也好，其他新兴业态也罢，都不能陷入娱乐至死的死胡同，否则可不就是一种“不务正业”么？

　　（作者李思辉，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9月日）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政党自信的内涵与边界

　　所谓政党自信，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政党自信的内涵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

　　从主体维度来说，政党自信是“自我”与“他者”双向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自信”与“他信”的有机统一。

　　从时空维度来说，政党自信具有民族和世界、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蕴。

　　从主旨维度来说，政党自信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其具体的内容。

　　从理论维度来说，政党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其学理支撑。

　　政党自信与“四个自信”本质上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坚持“四个自信”，就蕴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坚持政党自信，也蕴含着“四个自信”。政党自信和“四个自信”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政党自信的历史逻辑

　　政党自信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走在赶考的路上。9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交出了亮丽的答卷，这是政党自信的历史逻辑。

　　其二，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中国面貌由废到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政党自信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处，站在了最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是政党自信的理论逻辑。

　　政党自信源于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政党自信源于价值追求的至上性。

　　政党自信源于政治立场的人民性。

　　政党自信的世界视野

　　随着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也应当放在世界的视野中来审视。

　　第一，从执政能力来看，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

　　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大致有几个方面：社会整合的能力，战略规划的定力，决策执行的效率，选贤任能的制度，自我净化的机制。

　　第二，从执政效果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单，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难以比肩。

　　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说，中国共产党过去创造了“革命的世界奇迹”，今天又创造了“发展的世界奇迹”。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这么大的制度变革和这么快的财富增长。

　　第三，从面临的问题来说，中国共产党在时空压缩的双重考验下，以更短的时间、较小的代价，获得了更好的效果。

　　政党自信的辩证智慧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存在一个方法问题，即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

　　一是要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看待任何事物，要讲两句话，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片面地看待问题，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和比较优势，这种倾向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

　　二是要从本质的高度看问题。在“苏东剧变”、西方围堵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捍卫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性的实践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宣告了“除了资本主义别无他路”的线性史观的偏颇，宣告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依然有着广泛的价值。

　　三是要从历史的趋势看问题。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是青春期的症状、成长中的烦恼。中国必将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地超越现实、趋向理想，这是当代中国的大趋势、历史进化的大逻辑。也许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我们已经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问题是抹不掉、逃不脱的。直面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问题展开的逻辑；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历史不会终结，改革发展才有自信。政党自信，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政党自信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自信，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自信，关键取决于共产党怎么做，做得怎么样。

　　中国共产党推出的改革举措和发展思路，既聚焦自身也关照世界，在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全球一起发展。中国的改革每推进一步，发展每前进一步，都将为政党自信夯实根基。

　　（作者陈曙光，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

　　警惕五种类型的“带病”官员

　　信仰缺失型的“蜕变干部”。从那些落马领导干部的忏悔反思当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腐化堕落，首先是从理想信念的动摇开始的。思想上带“病”的干部，出问题是早晚的事。选拔干部时，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政治上是否忠诚可靠，是必须把好的第一道关。

　　经济贪婪型的“敛财干部”。对于那些走向贪腐之路的领导干部而言，腐败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会更加助长侥幸心理，并进一步刺激腐败的欲望。如果在干部选拔中没能有效把好廉洁关，就意味着延长了他们腐败的潜伏期。敛财型干部潜伏的时间越久，其危害越大，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资历造假型的“弹簧干部”。干部资历造假主要围绕“三龄两历一身份”进行。这些干部的资历犹如弹簧一样，可以任意伸缩：需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历高时就改高，等等。把好资历关，涉及到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政绩掺水型的“牛皮干部”。热衷于制造政绩的官员，往往显性政绩明显，隐性劣迹也很多，一旦不能及时发现其隐性劣迹，使其蒙混过关，其“病症”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原来的“小病”很可能会渐渐演变成“大病”“重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这些官员努力制造政绩的本质是“官本位”思想作祟，而拼命谋官往往又与谋利难以截然分开。在错误政绩观的驱使下，许多弄虚作假的提拔晋升干部背后都有一本贪污腐败的肮脏账本。

　　另外，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与私生活作风不检点有很大关系。权色交易不仅助长了贪腐之风，还冲击了人事制度的权威性，干扰了正常的干部选拔程序。“贪色”干部“带病提拔”，长期潜伏，其危害自是不言而喻。

　　（作者吴海红，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9月4日）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理念提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从理论层面看，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关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等方面理论认识综合创新的结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实践层面看，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是基于对中国发展阶段以及当今世情、国情的科学把握，基于对世界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的深刻认识而提出的科学的发展理念。

　　核心动力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核心动力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在中国现有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一方面，从国内看，突破经济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依靠创新。

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赶超机遇需要依靠创新。

　　人民本位观：创新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

　　创新发展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创新发展的主体是人民，体现出人民本位论的核心理念。一方面实施创新的主体是人民，也就是创新依靠人民；另一方面强调创新发展的目的是增加人民福祉，也就是创新为了人民，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理念的人民本位观内涵。

　　实现全面系统创新发展

　　创新发展理念，是一种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的创新发展观。

　　所谓全面性，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教育、政治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面创新发展，也包括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各个要素的创新，这意味着创新发展需要国家的全面创新体系支撑，其中科技创新又是整个国家全面创新体系的核心；

　　所谓系统性，是指创新发展理念不是一种孤立的发展理念，而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的首位和核心发展理念，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发展理念与我党历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创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具有系统继承性。这种创新发展的全面系统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念的又一重要内涵。

　　创新发展理念下的创新驱动战略与政策

　　对于创新发展而言，同样也是由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战略、创新发展政策构成的国家创新发展治理逻辑，创新发展理念是回答创新的目的、意义、主体、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等有关创新的基本认识问题，而创新发展战略则是在创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如何通过推进创新实现发展的长远性、战略性的未来规划，创新发展政策则是政府具体推进创新、实施创新战略的举措，整体构成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

　　迄今为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理念的总体战略规划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 围绕创新发展战略，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促进创新的政策体系。

　　（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来源：《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5日）

　　“看脸”的时代来了

　　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活、工作中所有身份认证均不再需要借助人工，通过“刷脸”便可完成，身份认证将多么高效、便捷？专注人脸识别领域的汉柏科技有限公司告诉我们，这一天正在走来。

　　人脸识别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它以人脸这一生物特征为认证标准，具有伪造难度大、安全性高的特点。目前，汉柏科技的人脸识别准确率在配合状态下可以达到99.99%。汉柏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脸识别技术难点攻关，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算法。他们的人脸识别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双摄像头检测，可分别检测可见光、红外线。它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活体检测，即通过检测的必须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张照片。

　　2015年7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进军人脸识别领域的决心。汉柏公司全面展开人脸识别产品研发，并且自主研发出全球领先的人脸识别算法及系列产品，相继推出门禁（GATES）、识别终端（DOORS）、闸机（INS）、桌面终端（ONS）等产品及一系列行业解决方案，并广泛应用于公安、交通、地产、教育等多个行业。

　　面对“灰犀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总的感觉是，10年前发生的次贷危机及其后遗症，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似乎还在持续发酵，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发生。如下几点，值得进一步反思和认识：

　　一是面对当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传统逆周期刺激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是否还有效？如何反思总量管理与结构性管理的关系？

　　二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与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三是如何客观认识特朗普施政及所谓美国“退出全球事务体系”，乃至大国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变化？

　　四是如何科学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

　　五是如何准确理解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

　　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有三个关键性问题被忽略，结果导致全球化发展失衡和受阻，这也是导致次贷危机10年后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原因所在。

　　一是忽略了全球化配置资源过程中资本要素的可流动性与劳动要素的不可流动性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各国有着严格的移民管制，使得一般的劳动要素事实上无法实现全球化流动和配置，由此导致强势资本的高回报率与弱势劳动的低报酬。这一点可以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过程中的投票格局就可以看到，尤其是特朗普后来的选票就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和蓝领的支持。

　　二是忽略了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之间收入分配并不平衡。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各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全球性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流动性下降，由此激化了更多不满和反对。

　　三是忽略了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并存，直接导致中产比重下降、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等问题，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由此，值得反思的是如何推动金融等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止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发展。

　　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并存，全球需要新共识，中国需要新战略。仅就中国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国际国内，加快创新转型与自身发展，积极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具体来看，务必从战略高度充分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要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推动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升级，重塑经济发展优势。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顺应全球化发展与科技创新大趋势、顺应全球结构性改革大趋势、顺应全球性服务业开放发展大趋势、顺应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便利化和自由化大趋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与发展进程，体现中国开放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创新引领发展的新理念。

　　要发挥大国责任，为完善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

　　要创新开放经济模式，树立全方位开放经济发展新思维，推动全面开放发展。

　　另一个方面是，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事实将继续证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引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构想，是有效应对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有力工具。今后，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

　　要发挥“一带一路”在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要坚持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突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开放合作与包容发展新理念。

　　要发挥“一带一路”在构建开放经济新优势、稳步推进中国全球化战略布局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为此，需要加快从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向贸易强国、投资强国及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动力的金融强国转变，真正实现强国战略和全球化战略布局，最终在国际事务和世界安全和平中发挥大国应有的积极作用。

　　（作者权衡，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9月5日）

　　一种值得警惕的声音

　　目前，有一种声音值得警惕，即认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拖垮了日本、2007年的次贷危机摧毁了美国和欧洲，随之出现了所谓“美国退出，中国上”“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主导者和新国际体系的重构者”等声音。

　　的确，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们是否到了领导全球经济的时候，是否到了主导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我们能否重构国际体系？这些问题需要冷静思考。

　　实际上，中国发展到今天，更加需要冷静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需要学会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各国打交道。

　　从国内发展来看，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我们尚未达到高收入阶段，仍然需要聚精会神谋发展。

　　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面对当下世界经济增长挑战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中国需要发挥大国责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而不是去谋求所谓的领导权、主导权。

　　（作者权衡，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9月5日）

　　危险在哪里，中国能做什么？

　　1

　　这几年，尤其从去年开始，很多全球的评论家都很担心，说我们世界经济体系是不是正在进入“逆全球化”时代，当然也有人用“后全球化”时代。我认为我们现在并没有进入逆全球化时代，但的确，全球经济面临逆全球化浪潮的袭击。这个挑战对全球经济体系、乃至于全球秩序，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有没有可能克服或突破？这是我今天演讲的重点。

　　今天，此时此刻的全球社会，是由无数多的国家间、政府间、企业和政府，企业间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的。这些严密叠加的多边体制和所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治理机制、国际秩序。

　　但这个秩序并非所有人公平享用。应该说，全世界还有很多人没有机会被纳入这样的全球连接网络，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果实。

　　也就是说，今天地球上人类生存状态仍旧存在巨大落差，尽管过去30多年，全世界在经济发展方面或者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各位朋友很难想象——

　　还有13亿人无电可用；7.7亿人没有清洁的水饮用；25亿人没有起码的现代卫生设备，这些人遍布在非洲，在印度也是比比皆是；有28亿人还是用固体燃料带进行烹调，也就是没有瓦斯或者电，必须要用木材或者木炭或者煤（当然这对健康、空气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伤害）；还有10亿人居住在24小时可以通车的公路两个公里以外距离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战后到现在这段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个秩序建构，是否还能持续？现有的全球秩序的物质基础和合法性基础是否巩固？它的理念、制度安排是否有缺陷，是否能回应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格局出现的深刻变化？或者简单来说，这个秩序下面所形成的利益和风险分配格局是否合理，是否公平？

　　如果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非常牢固的。

　　2

　　我们的确要很客观和很冷静地说，当前全球经济、全球化，的确面对着相当严峻的、撕裂它的力量。所以，它有可能崩解，至少有这样一种迹象。简单来说，有6个重要对它可能带来威胁和撞击的来源。

　　第一，传统核心国家（欧洲、美国、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积累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包括分配冲突、世代冲突，族群、宗教和价值观冲突，它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对这个体制的不满或冲撞；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政治两极化以及导致的民主失灵。这是非常尖锐的挑战；

　　第二，大国间的战略博弈与地缘政治冲突。这始终不可能完全超越，也不可能完全摆脱；

　　第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不仅限制于大国博弈，也包括国际社会里少数国家，他们希望拥有毁灭性武器作为自保的手段，但这可能会带来一种隐含的，潜在的巨大风险；

　　第四，现存的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个失衡是让它危机的体现，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危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还是持续存在的隐忧，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第五，我们也面临着对人类生存构成巨大威胁的气候变迁与地球生态危机。

　　第六，全球范围的文明与宗教冲突。

　　尽管我列举了这么多裂解的危机，但我初步的结论是，风险在上升，但整体可控。我认为，全球社会，现有的体系内的融合力量，各种不同的机制对裂解力量仍构成强大的约束，虽然裂解的力量那种隐忧、地雷效应无所不在，但除非出现非常意外的情况，否则它不应该造成现有全球秩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很瞬间的崩解。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立即存在的威胁？

　　3

　　是在今天新自由经济秩序下，导致欧洲和美国内部社会矛盾的积累已经到了沸腾的状态。这带来的危险是非常明确的。以至于哈佛大学Joseph Nye（“软实力”的提出者）很担心，70年代美国和西方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会面对无以为继、无法持续的危险，尤其是因为特朗普的当选。

　　特朗普反映了美国、欧洲社会更深层次的矛盾。1980年代后期所谓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秩序的重组，的确在这些社会里造成的严重贫富差距和全球范围财富和生产活动的大挪移。

　　特朗普的当选、脱欧的公投，就反映了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当然，还夹杂着其他的东西，比如价值冲突、道德观念冲突、宗教和种族主义，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反全球化群体，支持保护主义，支持排外主义，反对区域或全球经济一体化？

　　经济两极划分是最根本的原因。

　　欧洲问题实际比美国还要严重，产业竞争力衰退，经济成长引擎熄火，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化，不管是家庭债务、还是政府债务负担非常沉重。穆斯林新移民带来社会融合难题，总体来讲，民主治理失灵、财政资源枯竭，福利国家社会实力正在面临阶梯。数字说明刚才的现象，尤其年轻人失业问题非常严峻，而且短期内很难想象可以有所改善。你可以这样想，一个年轻人20岁大学毕业找不到正式的工作，而且直到30岁还是这样子，这些人会不会变愤青？这是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

　　也就是说，逆全球化浪潮源于传统核心国家，因为他们出现了严峻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但它的解药不太可能来自西方，因为今天西方集团的思维、制度创新能力太低，甚至可以说它陷在自己的窠臼里跳不出来，还深信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有时候把它推到普世价值。它的社会利益结构非常僵化，很难调整，很难妥协；它的代论民主体制持续出现职能的失灵和衰败，它过去所建构的，不管是全球范围或区域范围多边体制与治理机制本身的功能在不断弱化，能够维持现状就不错了，更不要讲进一步的创新或改革，让它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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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很悲观。但我的结论是，完全不需要悲观。

　　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维护全球治理机制的意愿与能力明显弱化的同时，传统核心国家的重要性在全球经济体系里快速下降，欧美过去领导角色的真空，将很有可能以中国为首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填补。过去人家说不可能，天塌下来我们也没这个能力撑起来，但你不撑也不行，中国和大型新兴市场国家也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归到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角色。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开始建构新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社会融合的机制，而且发掘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巨大潜力，也正在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不要担心，拉开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中国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欧洲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当然，美国还有一定作用，但也很小，大部分都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经济重心又开始重新回到亚洲。

　　普华永道的最新报告推算，2016年-2050年，中国和印度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的世界基本上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传统的G8或G7，以前我们听过的G7，到2050年只剩美国和日本还会在G7里，连德国都排不进去，会掉到第九。

　　目前来看，南非并不是经济强国，巴西的经济体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而未来新兴国家的七大经济体，包括土耳其、爱吉利亚、墨西哥，这些国家并不在金砖五国框架里；但在全球安全议题、战略议题上，BIRCS是不可取代的，毕竟中国是大国、常任理事国。金砖五国不应该只关注五国的问题，而是代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欠发达国家针对全球所有的重大议题发声，不管是安全领域的、金融领域的还是贸易领域的，扮演领头羊和代言人。如果金砖五国能提升到这样的视野的话，还是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作者朱云汉，来源：侠客岛2017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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